1995年，武汉大学宋卿体育馆里，女学生在上健美操课（王景春/图）
“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子，一定要恋爱，一定要去死？”在线上会议的另一端，滨田麻矢的声音陆续传来，平缓的语调似乎变得有些激动。她刚结束在神户大学教授的本科通识课，回忆起二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读到中国1920年代的小说时内心浮现的好奇。
滨田麻矢的“女学生叙事”研究肇始于这个疑问。从2005年写出第一篇文章，到2018年完成博士论文，日本神户大学人文研究科教授滨田麻矢长久关注着中国少女们的冒险，观察她们由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的变化，捕捉她们散落于全球华语文学中的身影。2025年4月，她的著作《少女中国》出版了中文译本。
“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女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是怎样思考的呢？”滨田麻矢在后记里写下自己的追问，“应该会想要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当她们开始自由恋爱的时候，她们的选择与她们恋人的选择之间没有冲突吗？”
这一连串的追问，不仅是一位细致而敏感的研究者在破译书写之人留下的情感密码，而且是滨田麻矢对自身生活的追问——开始研究时，她已结婚生子。于是，她的研究也成为了一面镜子，照见她在自己的冒险中遭遇的压力、困境和阻碍。
“这就是我想读的小说！”
1990年3月，还在京都大学念本科的滨田麻矢第一次来到中国，前往北京大学进修一个月的中文。高考时，滨田决定攻读文学系，打算将来学习中国文学。中国对当时的她而言是小时候父亲书架上的唐诗三百首，这些汉字令她对这个国度充满了好奇和憧憬。
当滨田麻矢在1990年踏足这片土地时，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教科书上的中文毫无用武之地，没有人会一板一眼地对她说，“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东西，要先用外汇券换人民币；到书店挑书，她只能站在柜台外，不能碰书，等店员把要买的书“扔”过来。“每天上公交车也很需要勇气，”滨田回忆着当时的场景，“尤其我没有零钱的时候，售票员或者司机就会很不高兴地跟我说话，但我又听不懂。”讲到这，滨田一边笑，一边模仿着当年的场景——大嗓门的北京话，激烈的语气和节奏。
存在于想象中的古典中国，一点点被新鲜的现实覆盖。滨田想要了解此刻的中国，而要了解中国，就要读中国的文学。她开始好奇——现代中国的文学是何种模样，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女孩子们都在写什么？
导师推荐她读丁玲。“但丁玲对我来说太激烈了，”滨田说，“而萧红有点难，我当时的汉语还不太好。”就这样，在京都的台湾书店，她看到了张爱玲的《传奇》。
“这就是我想读的小说！”滨田说道。她回忆着当年第一次读到张爱玲时的惊奇和亲切，“原来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家，谈论着我们（日本读者）感到非常亲切的话题，比如恋爱、婚姻等等。”她一本本地读下去，一下被张爱玲拉入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现代女性世界。
于是，20岁出头的滨田麻矢决定做张爱玲研究。凭着对张爱玲的热爱，她想写一些评传，细致地解读张爱玲。然而，张爱玲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想要说的似乎已被前人全部说清，即使确信张爱玲作品有着无穷魅力，年轻的滨田依旧无法增添什么新的、独属于她的题目。1994年，博士二年级的她到北大进修两年。看着身边中文母语的同行研究者，她突然意识到，无论今后自己多么努力，阅读量都难以与母语者相比。她更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只有外国人能想出的论题。
1996年春天，即将结束留学的她收到导师平田昌司的信。对方在信中写道：“请你趁着还在北京的时候，把论文的构想写出来并提交，就算只有目录也可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以你偷懒的个性，可能这辈子都写不出博士论文了。”她倒吸一口凉气，一边折起信纸塞到一摞文件的最下面，一边想着，“这样我就不会‘意外’地看到它。”
回日本半年后，滨田的博士课程修满学分，得到京都大学研究所的助手职位。两年后，她前往神户大学文学部就职。“一切都很幸运，”滨田说，“在这之后我虽然继续撰写单篇论文，但也因为一直没能做一个系统的研究而愈发感到不安。”
零星的线索开始慢慢浮现。并非出于研究，而是为了每周上课，滨田的阅读量逐渐增加，她开始读丁玲、庐隐、凌叔华，这些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渐渐地，滨田似乎找到了一些蛰伏的可能性，她仔细比对着张爱玲笔下的葛薇龙（《第一炉香》）和丁玲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两个女孩都是因求学来到外地，爱上了一个不认真、不忠实的男人。”滨田说，“张爱玲让葛薇龙放弃了对更遥远未来的展望，就依靠着眼前的男人和小小的幸福；而丁玲似乎激烈许多，她让莎菲毅然决然地割舍掉自身的欲望，决定死掉。”
“我发现那个时候，不论男女作家，他们笔下很多小说里的女主角都会死掉。”滨田说，“可能因为当时，恋爱对女孩子而言是非常崇高的事情，而实现幸福的自由恋爱又是非常难的，所以作家就让女主角要么自杀、要么病死。所以我就想研究这些女学生，关注她们进入学校后如何向往自由恋爱，之后又怎样实现幸福的婚恋生活。”
女学生，作为她迟来的博士论文选题，终于开始显露轮廓。2005年，她发表了研究凌叔华和陈衡哲笔下的女子学校的论文，后收为博士论文的第一章。论文的发表，让她看到选题的可能性，也明晰了自己未来的方向。
就在次年，她的小儿子出生了。滨田麻矢的学生时代早已结束，生活不再提供一个安静读书的空间，并以难以预测的复杂向她涌来。
大学时期的张爱玲（视觉中国/图）
暴风雨般的生活
2012年的夏天，滨田麻矢写完一篇论文——关于张爱玲笔下的女学生，赶在截止日期当天向学术杂志投稿。
她按照投稿的规定格式排版文章，文档页面却出了问题，行间距变宽了，怎么操作都无法恢复。此时已经是截止日期当天下午，而附近邮局窗口的关闭时间是晚上7点，保育园托管孩子的时间最晚能延长到6点。她急忙更新电脑系统，重新安装文档程序后已是5点50分。必须去接孩子了，只能放弃。她接完孩子回来，随后以一种茫然的状态准备晚饭。丈夫回家后，问她论文情况。滨田突然崩溃：“没能交上去，来不及了，一切都完了。”她哭得比眼前的孩子还要凶。
滨田麻矢在后记里写下这个时刻，似乎可以算作她自学生时代结束后生活的缩影。1999年，她到神户大学赴任。大学的教学工作看上去不算繁忙，但仅仅是备课就让她感到疲惫。花费一整周准备的讲义，一个小时讲完，随后站在讲台上手足无措。等到小孩出生后，就连备课的时间也不够了。虽然申请了一年的产假，但当真的过上只有孩子的生活时，滨田感到自己的精神状态濒临崩溃。她早早结束产假回归职场，虽然跟老师、学生的交流让她安心不少，但依旧没有安定下来做研究的时间。在进入新世纪的前五年，她常常因长子的夜半啼哭而睡眠不足。
“只是上课的话还能勉强支持，但除了上课，其他什么都做不了的生活持续了很久。”滨田写道。
教学、科研、育儿与婚姻生活的种种繁重事项将她包围，她形容生活像是暴风雨。在这困顿中，她想起了萧红。“萧红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可能因为她体力很弱，还是要经常看自己的男人怎么说、看自己的男人怎么对待自己，”滨田说，“这是非常大的压力，可能或大或小的女作家都碰到过。”
“当然，我觉得我总体上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滨田说，“但有时很沮丧，我和我先生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没法做，虽然自己觉得精力充沛，但实在是力不从心。”她也看到自己身边的老同学，有的辞掉工作，有的离开丈夫，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但路程也不是很顺畅。”
她意识到，在那些写恋爱的小说里，从来没有被说清楚的是，结婚之后怎样？那些看上去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爱情的女学生，当生活真正浮出水面的时候，她们有着怎样的表情？
“这里有我很关心的地方，因为这些女孩是在受了教育、认定了自身价值之后才开始恋爱的，这个爱情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滨田说。但是，接受了新思想、想要到社会上做事的少女，实现了理想的爱情后，一点点变成贤妻式、家庭式的人物。理想恋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味了？
“我上课的时候，学生有时候会说，‘这不是真正的爱情’或者‘这是真正的爱情’。但是，‘真正’和‘不真正’的爱情没有那么容易截然二分。实情是，有时候真正的爱情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变成了一种重负。而这个重负，大概是女人要背的。”滨田说，“一方面，对男性来说，如果爱情变了，他可以抛弃掉，加入更大的事业，而对于旧时代的女性，她们或许还可以哭诉不平，说自己命不好嫁了这么差的男人。但是，现代的、接受了新思想的女孩子不能这么说，因为作出选择的是她自己，只能自己背负。”
1995年12月，滨田麻矢在北京大学宿舍，室友祝贺她的生日（受访者提供/图）
“其间限定乐园”
在暴风雨般的生活中写作，托起滨田麻矢的，是她作为女学生的生活。
到北大交换的两年，是滨田麻矢最自由的时光，一天24小时都属于自己。彻底离开自己的家国，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打一次电话很贵，与日本亲朋几乎不联系。在北大留学也不需要拿到学位，每天随便听课、随便吃饭，可以喝酒喝到半夜，隔天临近中午起床后，再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来无比任性地消磨一天。
除了自由，她也感受到在日本没有过的深厚友谊。“北大的很多学生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那时候没有网络，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室内生活，大家非常热情地聊天，你能感觉到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流动着很亲密、很热烈的情感。”滨田说。
这份记忆影响着她，她将女作家笔下的女子学校命名为“其间限定乐园”——一个仿佛有无限的自由、无尽的欢乐、亲密的友谊的空间，却有注定要结束并离开的结局。
“我们念书的时候，当然也知道这样的生活不会继续下去。”滨田说，“我们一边要离开校园，一边开始找工作。我就是那个时候想做一些文学研究，而正好找到研究员的工作，非常幸运也非常理想，然后你就朝着理想迈进。但现实的生活并不是这样子，工作本身可能很理想，但有很多家庭的、职场的问题，然后意识到原来生活是这个样子，因此回过头来发现，学生时代的那种无忧无虑还是非常珍贵的。”
很多女性作家喜欢在作品中安插回忆性质的情节。滨田觉得，那一定出于与她类似的心情。“例如，看到昔日亲密的友人因结婚失去了以往的活力而感到无比痛心；看到与自己合不来的同学出人头地而嫉妒不已，却又在意识到这种嫉妒之心后对自己产生嫌恶之情；被同学会上再次相见的男生说变老变胖后产生了不快感。每次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相关的描述，我都能察觉到自己也曾有过相同的感受。”滨田写道。
在教书的时候，有学生会来找她谈论生活上的苦闷和困惑，“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差别不是很大，一些青春时期的苦恼困境还是有相通的部分。而我现在从一个母亲或者中老年人的位置来展望他们，同时也是回望我自己的青春，有点像很多作家老了回顾自己在年轻时代写出来的小说，大概是这样的心情。”
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在书写之人与被写之人之间，在曾经的学生与现在的学生之间，“女学生”这个注定要成为过去式的身份，像一个悬空的浮桥，串联起不同代际、不同国别的女性。
2023年9月，滨田麻矢参加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左起：李国华，贺桂梅，滨田麻矢，王风，季剑青（受访者提供/图）
阴影与不对称
2015年，在哈佛大学访学的滨田麻矢看到教授宋明炜刚完成的英文著作《少年中国》（YoungChina），处理青春成长小说与中国文学运动的关联。
“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个词会成为一个陷阱，”滨田说，“‘少年’这个词，有时候包含了女孩子，有时候没有，有点双重标准的感觉。”“少年中国”，一个中国人相当熟悉的词。当“少年”与“中国”以共生的关系出现，“少女”要如何容身？她们是否只是其中的一个从属部分？
“如果青春成长小说这样的主题，与自己一直在做的‘女学生叙事’之间碰撞在一起，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滨田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标题确定为《少女中国》。对她而言，在“中国”这个框架下，“少年”与“少女”有着巨大的不对称。于是，她的任务，就是要抓住光辉的“少年中国”的阴影下，“少女中国”几乎不可见的轮廓。
写完《少女中国》后，她手头有两个课题。一个是从性别观的变迁重新审视中国经典文学，另一个是翻译当代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这是我与出版社的合作，向日本介绍当下的中国文学，因为现在（译介到）日本的中国当代文学，不是科幻，就是耽美，或者莫言或阎连科，未免偏重了。”滨田感慨道，“有翻译，才会有日本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所以我还是努力介绍一下。”
1995年冬天，滨田麻矢与崔健合影（受访者提供/图）
关注那些阴影与不对称，似乎是滨田麻矢一直以来的坚持。在采访的结尾，我让滨田麻矢总结自己的研究，她说：“首先自己做的是‘女性文学’或‘女性主义’，但随着阅读经验的积累，渐渐发现女性遇到的困境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也影响到男性。”
在重读鲁迅的《祝福》时，滨田突然对祥林嫂的第二任丈夫产生了兴趣——“当看到自己要娶的女人在眼前拼命拒婚，他那时有没有想过什么？”问题的灵感迸发于她对王安忆小说《姐妹行》的阅读，小说里，农村男人留三和母亲买来的女孩分田被关在一个屋子里，而他像“石碾子一样”一动不动。“这个描写震动了我，”滨田发出追问——“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有‘毒性的男性气概’，《祝福》的贺老六，有没有跟留三共同的懦怯？如果有，是不是以前的文学都忽视了这样的男性懦怯？”
“从这些关心出发，我现在说我的命题是‘性别’，而不再是‘女性’。”滨田总结道。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吴俊燊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责编 周建平
